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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史:和旧的不合理模式不断告别

发布于:2019-11-21 13:51:16 点击:2055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39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原标题为“新中国70年的复兴之路”。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

温/谢九

从新中国成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70年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当然,它也贡献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

成立仪式,1949年10月1日

1949年:新中国的家庭基金会

只有了解新中国成立时的种种困难,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在过去70年来来之不易的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跌至历史低点。在清朝干旱的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经济总量约占9%。尽管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崩溃了,但它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由于几十年的战争和国民党的无能,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萎缩。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4.6%。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是中国处于世界最低地位的时刻。

毛泽东曾经把新中国成立的困境描述为“贫穷和贫穷”。“贫困”意味着工业不多,农业不发达。“白色”是一张文化和科学水平低的白纸。

更准确的描述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当时的报告中更清楚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形势。首先,中国已经拥有大约10%的现代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不同于古代。第二,中国仍然有90%左右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与古代没有太大区别。在古代,我们仍然有大约90%的经济生活。

总的来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农业基础相当落后,基本上处于看天气、吃东西的状态。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粮食、棉花和牲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农业总产量仅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农村地区已经枯萎,农村受害者人数高达4000万。从工业角度来看,工业生产规模相当小,仅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工业部门非常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工业水平相当低,大量工业产品进口。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时的新中国还面临着更多的现实挑战。首先是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1935年,在美国《白银购买法》的影响下,国民党放弃了银本位制,实行法定货币改革,从而拉开了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序幕。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和国民党随后主动挑起内战,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国民党财政紧张,迫使它通过发行过多的货币来解决问题。在放弃银本位制后,国民党过度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在过去十年达到数千亿次。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几年战争造成的工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和物资供应短缺,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没有完全停止,战争和人员安置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新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严重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给经济复苏带来巨大困难。

除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失业。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城市工业水平落后和战争造成的许多经济活动停滞,大部分城市劳动力失业。1949年底,城乡就业人口为1.8亿,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仅为1533万。城镇失业率高达23.6%。

城镇有大量失业人员,农村有大量受害者。如何让老百姓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中国政府甚至可能无法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1949年7月,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人民的食物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不可避免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当时中国被摧毁了,但“Nituizai”最终还是来到北京参加考试。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将看到,一旦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国将用自己灿烂的火焰照耀大地,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迅速清理反动政府留下的泥水,治愈战争创伤,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有价值的人民共和国。”

上海夜景(中国视觉摄影)

1950 ~ 1956:从旧到新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的挑战是控制通货膨胀。如果飙升的价格不能迅速得到遏制,所有其他经济建设都将无法实现。

当时,许多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是“军事专家和经济门外汉”,但从反通货膨胀的斗争来看,共产党也不是经济门外汉。面对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混乱局面,共产党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从缓和措施来看,当时的人民政府集中力量打击市场投机资本。针对当时的银元投机,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证券大厦,逮捕了大量投机者,遏制了银元的疯狂升值。银元战争后,中国人民政府还向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大量投入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资,以打击市场上的囤积行为。许多投机者遭受重大损失,价格迅速下跌。

从治本的角度看,1949年底,党中央确立了全国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只有统一财政工作,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通货膨胀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国内财政收入显著提高。除了1950年,财政盈余在所有其他年份都实现了。

金融形势好转后,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回收资金。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堵住了,价格迅速下跌。自1951年以来,国内价格指数甚至大幅下降。始于国民党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两年内得到了控制。毛泽东对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胜利的评价“不亚于淮海战役”。

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新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路线选择,它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是继续过去的新民主主义?

从国民党时期延续下来的中国经济结构仍然相当复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再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再加上个人经济,再加上国有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和私人合作,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经济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通过兼顾公私利益、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党中央认为,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工商业将国有化,个体农业将集体化。这至少需要10到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制定了过渡时期中共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工业竞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地改革无疑是当时的焦点。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土地改革进行得很积极,但到1950年上半年,全国仍有3亿农业人口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到1953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增加,为中国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农业外,工业部门的生产也开始迅速恢复。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确定了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精力搞工业化,二是加快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工业建设来看,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仍然很低。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现在能建造什么?我们可以制造桌椅、茶碗和茶壶、种植谷物、研磨面粉和造纸,但我们不能制造汽车、飞机、坦克或拖拉机。”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苏联设计的156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建设项目和超过限额的694个建设项目为主体,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在计划模式的推动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0%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以上,钢铁、煤炭等重要原材料的产量也有所增加。增长了几倍,为中国工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五”期间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虽然预计这一进程至少需要10至15年,但实际进展速度比预期快得多。最后,到1956年,只花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从农村开始。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将农村个人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首先是组织分散的农民组成互助小组,然后引导农民发展初级合作社,最后建立先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近90%的农民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国家统一购买、加工、订购和销售私营工商业,而高级阶段是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了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大领域发生在个体手工业中。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三大领域的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彻底结束,标志着新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自行设计、自制的大型客船“人”号于1954年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当它到达重庆时,人们手持鲜花庆祝

1956~1978:计划经济时代的徘徊与挣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开始模仿苏联模式,进入计划经济时代。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其他经济成分的消除,中国的计划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苏联模式在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复苏增长,但计划经济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毛泽东本人对此有深刻的反思,认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中央政府权力过度集中”。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就“十大关系”发表讲话,指出“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你还想跟随他们走过的弯路吗?过去,由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走的弯路较少,但现在我们当然必须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集中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

结果,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将权力和利润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然而,改革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新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无法摆脱计划经济的阴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全力以赴,争取上游,尽快建设社会主义好省”的总路线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农业领域,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人民有多勇敢,土地有多肥沃”为了追求高产,农业生产违反了基本的科学规律,导致产量急剧下降。然而,各地区夸大和虚假的产量报告导致了高粮价和农村大规模饥荒。在工业领域,中国更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超越英国,赶超美国”的口号。特别是,大规模炼钢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农村饥荒。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试图探索通过人民公社的形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除了统一生产之外,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按需分配。他们为其成员的生命执行“七个包裹”。公社负责食物、衣服、住房、交通、健康、老年、疾病和死亡。最显著的特点是公社食堂,全国至多90%的农民在这里吃饭。但是,这种按需分配的方式显然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热情。

1958年,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位于河南省遂平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经济发展,极大地凸显了计划经济的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危害。196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6%,财政收入下降了38%。财政收入的下降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为了应对财政赤字,随之而来的是货币超调,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

然而,中央政府很快开始反思和调整其经济政策。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丰富和改进”的八项方针。中国经济结束了疯狂的“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经过五年的调整,到1965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1961年相比,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0%,财政收支也实现顺差,物价指数大幅下降。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及时调整,中国终于度过了难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损害。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同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时期。经过10年的压制,中国经济再次表现出巨大的创造热情。不幸的是,由于过于匆忙,这一次又出现了“左”倾的侵略势头。1977年,中央政府发布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对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实际。由于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设备,这一轮经济发展被称为“国外飞跃”。当时,人们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几十个重工业项目,但最终“外国大跃进”很快就结束了。

与“跃进海洋”造成的损害相比,当时对中国经济更危险的是意识形态僵化。“我们坚决支持毛主席的决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两个凡是”极大地制约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8年5月,理论思潮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全社会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的讲话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革命的一切胜利都要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也需要实事求是。不仅中央、省、地、县、公社党委,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生产队都要实事求是。他们必须解放思想,用大脑思考问题和做事。”

经过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经济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

江苏南京长江大桥(摄于1968年)(以中国视觉为例)

1978 ~ 2001:拥抱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政策,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打破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思想枷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起点,但实际上“市场”一词并没有出现在三中全会的整个公报中。然而,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如此重要,是因为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关键环节”的口号,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而且,全会把生产力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要求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各种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变化,要求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事实上,它已经暗示了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强大的改革开放就这样扬帆起航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重申了毛泽东的“十大关系”。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总结1956年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十大关系”为基础的。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以权力为核心。

不过,和1958年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当时的分权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而1978年的这一轮改革,主要是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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